因为6000本书，一向闹哄哄的菜场，竟然变得“文绉绉”了。

　　这是两年来胡爱娣最大的惊喜。胡爱娣是虹口区江湾镇街道福赐菜场场长。菜场一角专辟出的“流动书屋”中，6000余本藏书令菜场百余名来沪摊贩有了精神食粮。

　　地处四区交界的江湾镇街道，来沪人员近4万。凭借着以书屋为代表的文化服务，街道社区令此地的来沪人员逐渐感受归属感。

　　目前，外地来沪人员已不再满足于挣钱养家，顺应这一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，亦已成为城市的必修课。

　　近年，丰富多彩的努力，已在上海多点展开。人们真诚关注，这些从四面八方扎根上海的人，是否能真正融入这座城市的文化，进而实现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？

　　“他们也喜欢看书”

　　在福赐菜场卖了15年菜的江苏海门人毛学兵，如今是流动书屋的借阅大户。书屋里的小说、经济指南、心理读物，不时出现在他的摊位上。

　　每天中午，生意不那么忙，毛学兵就拿出书来看。相邻的摊贩们，也纷纷捧起书刊。每个桌板下面，放塑料袋和杂物的地方，如今总有一两本书。摊贩们的孩子放暑假，也总是一头扎在书屋里，翻看专为他们准备的小人书。

　　“有些书还能帮助你了解些顾客心理，对做生意也有好处。”对细声细语的毛学兵而言，看书不仅是消遣。

　　几年前，还没有人把菜场和书联系起来。毛学兵偶尔会去离菜场两站路的新华书店转转，不过除了为孩子，他从没给自己买过一本书。这些到上海做小生意谋生的人，觉得书太贵了。

　　同在福赐菜场卖猪肉的江苏盐城人孙彩霞，就有同感。自幼嗜书的她，会寻到附近的私人小书摊，每次花一两元借几本武侠小说看。这已使她在菜场中显得有点另类。绝大多数小摊贩的桌板下，只有塑料袋和扑克牌。

　　相关调查显示，相当部分来沪务工人员反映精神文化生活贫瘠，平日除了打工或做生意辛苦挣钱，剩下时间便无所事事。来沪农民工、市人大代表潘艾芳告诉记者，她身边的不少中低收入务工者几乎没有文化生活，“忙完一天，回家看看电视已经不错了。”

　　但这个群体所关心的显然不止挣钱。有一年，江湾镇街道为外来务工者党员订阅党刊，福赐菜场也有一份。那天中午，街道负责人在菜场，发现两位外来摊主捧着杂志读得起劲：“原来他们也喜欢看书！”

　　此后，街道不时会向摊贩们赠送一些报刊，每次都在摊贩中传阅许久。到2009年3月，江湾镇街道图书馆成立，相关方面萌发在菜场设立延伸服务点的念头。几经努力，这年12月，菜场东北角整理出一小方区域，摆上几个书架和报栏，一个“流动书屋”落地扎根。

　　每一位菜场摊贩，都领到一张借书卡。胡爱娣兼任图书管理员。江湾镇图书馆馆长傅琴与她约定，图书馆每进新书，就请胡阿姨先来挑。小摊贩们开始频频往书屋跑，“流动书屋”的书总是在流动，这让胡爱娣忙碌而快乐。

　　缓解“孤独感”

　　在多方支持下，流动书屋的书越来越多。而以书屋为起点，红歌会、乒乓赛、江湾历史风貌讲座等一系列面向来沪人员的文化活动，陆续在江湾镇蓬勃兴起。

　　而在上海其他流动人口聚集的街镇社区，类似文化服务也密集开展。像“流动书屋”这样的读书会，在虹桥、莘庄、徐泾、马陆等多个地区有各种不同“版本”；每年一度的“上海读书节”等大型文化活动，也针对来沪人员特点设计专场、专项服务。

　　文化服务密集的背后，折射出对来沪人员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视，亦出于使其融入城市的考量——如果生活只是吃饱穿暖挣到钱，他们很难对城市产生归属感。

　　“他们往往只身一人或一家三口来到上海，在这里不再有原先丰富的亲友关系，缺少了心理上的支持系统。”在市政府参事、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看来，来沪人员普遍面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解散与重构。一些全市层面的调研对此有所佐证。市人口所与上海社科院联合进行的“80后来沪人员融入上海问题”调研显示，相当部分来沪人员因为社会交往机会少、精神文化生活单一而感到“生活孤独”；团市委与上海青年研究中心针对来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也显示，“精神层面的孤独与空虚”已成为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通过提供文化服务使来沪人员获得精神上的满足，进而减少其在“新家”的陌生感和孤独感，便显得不可或缺。多地实践显示，那些身居社会中下层的来沪人员对文化生活兴趣浓厚，图书、影像等阅读体验正在改变着他们。

　　在福赐菜场，“流动书屋”建成后，曾经满口“老K”“皮蛋”，习惯大喊大叫的小摊贩们，开始有点变了。这令胡爱娣十分惊喜，连原本夏天赤着脚乱跑的摊贩子女，也变得衣着得体、彬彬有礼，“几乎看不出和城里的孩子有什么两样”。

　　今年7月1日，小摊贩们围在书屋的电视机前，收看胡锦涛总书记的“七一”讲话。26寸电视机的画面不算清晰，摊贩们却看得格外认真。胡爱娣说，这群小摊贩显然不是将书籍、电视仅仅当作打发时间的工具，“他们有自己的想法”。

　　塑造“新市民”

　　即便是底层的农民工，也有自己的精神需求和主张。不只是胡爱娣认识到这点。在上海，向来沪人员提供精神文化服务的过程中，一种超越“供给”的价值取向正悄然树立。

　　2006年，由一群大学生创始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，在民工子弟学校中成立了一支名为“放牛班的孩子”的合唱队，向毫无音乐基础的孩子们教授音乐。经过数年精心调教，这群外来娃的质朴歌声几乎响遍全上海。

　　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将自己定位为 “致力于改善来沪务工子女课外教育环境的非赢利机构”。负责人张轶超这样解读他们的宗旨：“唤醒其作为个人的自由天性与作为公民的公共意识，减少这些孩子的自我封闭及认同危机。”服务社主页上亦指出其不同于普通活动的性质：久牵“不是一个慈善项目，而是一个公民教育项目”，其意在让那些在沪打工的民工子弟 “除了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在大城市打工之外，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。”

　　从精神文化需求着手，帮助来沪人员实现自我价值，以至塑造“新市民”，这已成为众多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服务外来人口的核心目标。在浦东三林镇和闵行江川路街道，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开出两家专门面向来沪常住人口的服务站，取名就叫“新市民生活馆”。

　　然而，塑造“新市民”并非轻而易举。卢汉龙提醒，不少地方为来沪人员群体组织专门活动，或开辟“农民工专场”，虽是好心，却极易落入另一个陷阱：“过多强调这一群体的特殊性，未必能增加他们的认同感，反而可能加剧他们与城市的割裂。”

　　改变已在进行。江湾镇社区（街道）党工委副书记周静介绍，考虑到来沪人员群体的心理感受，街道范围内的图书馆、社区文化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，均没有任何户籍门槛。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来沪人员，乃至普通的过路客，都能办卡享受文化服务。不过，一些来沪人员自我设置的心理门槛，又成为待破的瓶颈。

　　“当我们上门告诉来沪务工人员，你们可以来这里、这里和这里，他们往往很惊讶。”周静说，这有信息不对称的缘故，也与不少来沪人员自身心态有关。而据潘艾芳了解，一些来沪务工人员常常显得拘束，有人甚至想，农民工跑到社区活动室里，“别人会不会给我脸色看？”

　　显然，唯有各方的有效互动，才能消弭“原住民”与“外来客”的身份差异。“一方面我们期待政府和社会的政策服务更加完善，另一方面，农民工自己也有必要努力，”同为农民工出身的市人大代表张雄伟说，“那么多文化设施开放了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利用，不去提升自己。”

　　团市委与上海青年研究中心去年的一份报告提出，应当在“充分尊重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地文化元素的前提下，推动他们融入上海文化氛围，增强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”。联想百年前的上海，正是各地人流文化汇集于此，才形成了今天的“海派文化”。

　　今日上海，正该有包纳百川的胸怀。